（上）

歷史上的李邕不算大人物，在受正統(tǒng)史觀影響的書法史敘述中，也難見他的蹤影。事實上，在孫過庭吹響書法改革號角后，李邕即已作為實踐者和響應者，于“摹古派”和“任情派”之外，積極踐行張懷瓘倡導的“自然派”主張。他以行書為起點，擺脫姿媚時病，由碑頌探玄妙之意，自碑刻尋幽深之理，用行楷撰寫碑文計八百方之眾，杜甫贊其書法“聲華當健筆，灑落富清制”，足見推重。李邕的書法，能夠自開風格戶牖，藝術成就和人格魅力皆令時人和后輩傾心推戴、心悅誠服，他不僅催生了盛唐書法浪漫主義高潮的到來，亦在中國藝術史、文化史和精神史上豎起一座豐碑。

初唐書風傾尚細瘦妍美之態(tài)，歐、虞、褚、薛楷書四家風行，“行行若縈春蚓，字字如綰秋蛇”，楷法已嚴重影響人們的創(chuàng)造精神并束縛人們的創(chuàng)新思維。從唐太宗直斥蕭子云書法“無丈夫氣”，到張懷瓘再批王羲之草書“無丈夫氣”，再到李邕怒斥“似我者俗，學我者死”，盛唐適宜的文化環(huán)境和土壤，接力演繹、闡釋并創(chuàng)造著書法標準化和個性化間的張力，這樣的歷史的區(qū)間里，李邕的貢獻便在于把書法抒情達性功能和表情藝術特性具象化，通過自己的努力，在已有的王羲之風格之外，建起一種更為煌赫博大的新范式。

書史是由歷史和后人書寫的，唐代書風變遷是否肇始于李邕，其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如何確證，都難下定言，至少唐代書家史家諱莫如深，張懷瓘在其《書斷》中只字未提，竇蒙也將李邕屏于品外，有意回避，他們都低估了李邕改革探索的引領意義，疏忽了對其書法實踐和價值的認識，這樣的偏見甚至影響到后世。但時間終還歷史以公正，宋代大學者歐陽修在《試筆·李邕書》中言其“以書自名，必有深趣”，后來蘇軾、米芾等名家也開始關注并習研其筆法，李邕行書的藝術價值逐漸獲得認同，成書于北宋晚期的《宣和書譜》贊曰：“擺脫舊習，筆力一新”，李陽冰更謂之“書中仙手”。元代趙孟頫為李邕筆力傾倒，“每作大書，一意擬之矣”。清代以至晚近，李邕聲譽漸高，臨習取法者日眾，王文治以詩稱贊：“唐代何人紹晉風，括州象比右軍龍。云麾墓道殘碑在，萬本臨摹意未慵”，高度肯定了李邕在書法史上的杰出貢獻。

豁達雍容的時代映像

書法風貌與其時的人文思想和社會環(huán)境緊密相連。李邕生活在開元天寶年間，此時的盛唐，以其大氣磅礴的胸襟兼容異質(zhì)風采，南亞的佛學、醫(yī)學、音樂、美術，西亞的教派、建筑藝術，西域的藝人和東鄰的僧侶，咸聚長安，大唐的首善之區(qū)遂成為遐邇聞名的世界級大都會，而整個社會無論外在形式還是內(nèi)在精神，也都在追求與時代同步的氣勢。書法有初唐和中唐四家，詩壇有四杰，李白的詩、張旭的草書和裴旻的劍代表帝國文學、藝術和劍術所能達到的高峰，象征著盛唐的青春與自信。書法藝術在走向峰巔之際，誕生了標準楷式——楷書，一大批楷書名家登上舞臺，姓名熠熠生輝，奮發(fā)向上、勵精圖治的時代精神催生書法變革，從楷書到草書，唐人的尚法情致和浪漫情懷，最終在狂草中淋漓盡現(xiàn)，支撐書法抒情功能的草書，也發(fā)展出了最純粹的形式——狂草，它美妙的線條近乎樂舞之美，將抒情推向極致。

公元655年九月，長安宮廷發(fā)生一件震驚天下的大事件，后代史家皆以不同腔調(diào)反復講述：唐高宗李治的顧命大臣褚遂良堅決反對武昭儀出任皇后，以舍生取義的勇氣和擔當，寫就自己的誠實正直。所謂“字如其人”，楷書自誕生之日即注重法度，杜絕茍且，唐楷書家大都具有端方正直的品格，作為君主操行記錄者，同時也是最高統(tǒng)治者的監(jiān)督者，褚遂良耿介真誠的聲名，早就人所共知，作為書法家，他倡導書家要有自家風骨與性情，在“二王”籠罩的局面下，褚遂良敢于開宗立派，其品德高潔的內(nèi)在性格和氣質(zhì)表露于書法，自然格局剛正，一派風神硬朗和清勁絕俗，其節(jié)操一如他的楷書雍容大度、端嚴雄渾。楷書為法帖，人品為楷模，褚遂良書品與人品互補互彰，成為尚法精神的旗幟和唐代書法文化的標志。

褚遂良去世十八年后，李邕來到這個世界上，耳濡目染著優(yōu)良的文化生態(tài)。初唐虞體和歐體風靡，到初唐末期，書法理論大家孫過庭提出，書法和文學一樣，是“化育天下”的“不朽盛事”，李邕以一流書家的敏銳性和責任感率先響應，從大千世界汲取生命和運動形式之美，化作碑帖筆墨語言。今天我們可以斷言，正是張旭的草書和李邕的行書共同支撐起盛唐書法的殿堂。觀李邕行書，喜勁健者可從中看到金石趣味，好婉約者可從中品味到柔美風致，尚玄思者還可從中感會玄學精髓。以有法之字抒無羈之心，悠然的線條寄托性靈和生命，李邕以自己的方式詮釋著“字如其人”和“風格即人”的藝術風格，如張丑《管見》所言：“北海始變右軍行法，其頓挫起伏奕奕動人”。

李邕書法暗合盛唐奮發(fā)向上的浪漫主義情調(diào)，自覺踐行書法要“抒情達性”的藝術主張，他在行書中找到了表現(xiàn)自己精神哲學、性靈內(nèi)涵和理想旨歸的恰當形態(tài)，情懷雅韻寄托于筆墨，剛正脾性融匯于線條，風神俊郎展現(xiàn)于格局。經(jīng)李邕改進發(fā)展的行書，行草中融入篆籀筆意，將折釵股和屋漏痕等自然之勢運用于書體，突破了王羲之手札書法的規(guī)范，并將鐘王攲側取勢的形貌向前推進一步，呆板的垂直線和平行線有意變?yōu)樾眲荩茢尫凑桶纹驷榷直３制胶獾拿栏校宫F(xiàn)無遺。

剛健雄強的人格氣象

盛唐繁榮首先體現(xiàn)在文化，張懷瓘在《書斷》提出“情境感化理論”，盡管并不系統(tǒng)，仍常被歷代書家截取引用，和孫過庭的書德論融合，形成較為完整的“書教理論”，成為中國人品讀書法的內(nèi)在心理響應，最終融入中華文脈，影響民族的思維和性格。縱觀中國書法史，如果沒有官方背景，或特殊身份，書法技藝超群而無獨立人格和思想品格，忽略與上層溝通，就難以進入主流視野，也很難得到主流評價體系的關注和認同，作品更難流傳后世。

毋庸置疑，李邕在藝術上的“反叛因子”根植于內(nèi)心，其人格氣象表現(xiàn)于格局，就是痛快地宣稱“似我者俗，學我者死”。初唐以后，王書為正統(tǒng)正宗，許多書家一承舊習，須臾不離，李邕對此深惡痛絕。藝術創(chuàng)作區(qū)別于一般的物質(zhì)生產(chǎn)，萬不可模式化、標準化和集約化，作品應當追求才情、個性和獨創(chuàng)。“時運交移，質(zhì)文代變”，二王風靡之際，李邕潛沉潮底，浪潮到來時，敢于逆流而上，遂以嶄新風貌獨步唐代書壇。李邕的嘗試和努力，首先是改進行法，一改王羲之傳統(tǒng)行書的結構模式和溫潤閑雅的情調(diào)，代之以荒率雄渾、游弋奔走和攲側端凝，為改進盛唐書風吹響號角；其次是改進楷法，自唐太宗李世民作《晉祠銘》《溫泉銘》至懷仁《集王圣教序》，倡導以行書入碑，李邕率先在行書領域進行探索，倡導碑帖互融，帶頭以行楷入碑，生發(fā)楷書上的創(chuàng)造，突破初唐歐虞褚筆法、神韻和墨彩畦徑，從生活和自然之中尋找靈感，構建自己的藝術語言和樣式，最終引發(fā)草書變革，直至狂草異軍突起，終于成為盛唐書法藝術的撥轉者。

李邕有著嫉惡如仇的性情，因此不容于眾，結果屢遭貶斥，同時代的盧藏用稱他“邕如干將莫邪，難與爭鋒”，關鍵時刻敢于挺身而出，甚至敢與皇帝論短長，可惜被奸相李林甫羅織罪名，飲杖而死。對歷史文獻細加梳理發(fā)現(xiàn)，李邕算得上歷史上第一個賣文鬻字收入最多的作家，他早年家無厚積，《舊唐書·李邕傳》載：“邕早擅才名，尤長碑頌，雖貶職在外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，多赍持金帛，往求其文。前后所制，凡數(shù)百首，受納饋遺，亦至巨萬，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，未有如邕者”。李邕的才氣和率真讓當朝名流大家為之仰慕，更深得著名學者內(nèi)史李嶠和監(jiān)察御史張廷珪的賞識，同向朝廷推薦，遂被詔為左拾遺（諫官）。李邕不但能文養(yǎng)士且重義愛士，在括州刺史及淄、滑二州刺史任上，一力興利除害，留下很多佳話，贏得包括李白、杜甫兩位唐詩雙子星的首肯和贊譽。盡管對年輕后生態(tài)度過于矜重，史上還有李白《上李邕》的回敬詩流傳，但無損李邕慧眼獨具、辨才識能和胸襟寬闊，他善于聚攏后輩才學，贏得晚輩與之交心，因此才有了天寶四年歷下亭設宴雅集，與高適、杜甫、李之芳等縱飲暢談，說古論今，讓杜甫的“海右此亭古，濟南名士多”的佳句流傳不朽。

李邕的眼界也闊大非凡。初唐四家法度森嚴的藝術格調(diào)，必然要適應盛唐書風變革的大潮，“通變”才是書法藝術的本質(zhì)規(guī)律和唯一出路。在唐代開元、天寶年間，李邕遍學北朝書家用筆之長，吸納北方書體筋骨取勝的審美理念，為將來的變革做著各種準備，據(jù)粗略統(tǒng)計，從開元元年（713）到二十七年（739）的二十五間，李邕共完成碑刻20通、銘贊2品、書帖2部，書法風格個性突出，傳承脈絡清晰。李邕以碑頌、碑刻知名天下，并且是史上撰文碑頌數(shù)量最多的書家，深厚的碑學基礎和帖學功底使其運指不落窠臼，顯露縱勢、奔突、荒率之生氣，昭示初唐以來少有的藝術魅力。明代董其昌盛贊其書法“北海如象”，清代馮班則稱“李北海如俊鷹”，李邕的人品、情操和他扶搖摶風的行書藝術，喻之為象和俊鷹確然并不為過。

（下）

明快豪放的書法意象

李邕的行書藝術沒有引起唐人重視，這要歸咎于正統(tǒng)書史觀讓與李邕同時代的人的見識受到嚴重束約。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李邕和顏真卿，宋代書法將走向何方。

李邕行書恪守正統(tǒng)，以王羲之書法體系為參照和起步的原點，重視從自然尋找靈感，消化提煉并轉換為自己的筆墨，最終開創(chuàng)出一整套表達體系，開拓出一片新天地，在王羲之高峰旁側又矗立起更加巍峨的峰巔，于王羲之韻致流美的殿堂外，建起更加雄渾堂皇的王宮。書法藝術是書家內(nèi)在心理品質(zhì)的依憑，李邕為人一向剛正率性、不拘禮節(jié)，體現(xiàn)于書法必然是勁健雄渾、明快豪放和荒率奔突，成為嚴酷現(xiàn)實中個性壓抑的痛快宣泄。李邕喊出“似我者俗，學我者死”，堅定地表明自己在書法上的鮮明書法意象，毫不猶豫地與各種流派和大家拉開距離，開宗立派并引領潮流。

李邕的書法，在審美上拒絕邯鄲學步，他生活的盛唐，整個社會充滿勵精圖治昂揚向上的精神，藝術審美崇尚雄健有力、豁達雍容，初唐流行的妍美書體和細瘦書風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，唐玄宗書法喜好又與太宗相左，對李邕而言，筆法取二王，碑帖、銘贊功底扎實，行書碑味濃郁，不化妝、不修飾、不做作，以縱勢、奔突和荒率有別于法度森嚴的“初唐四家”，直率地表達胸臆，抒情達性逆流而上，引領了當代書潮大勢。受盛唐審美驅(qū)使，書法被視為大道，是不朽盛事，從大自然汲取最精粹的意象，創(chuàng)造震撼心靈的筆墨形式，使觀者心靈在藝術欣賞共鳴中得到純潔、凈化，促進人性的復歸、升華，社會風俗亦得移易。李邕書法沒有拘泥于成法，把書法作為抒情達性的表現(xiàn)手段，防止技存道失。作于唐開元十八年的《麓山寺碑》，筆法上跳出中鋒、側鋒之爭，運筆力克枯干露骨，以指運書寫，改變單純捻指，最大程度豐富指的推、壓、抵、轉等動作，審美張力陡增；用筆層面超越六朝王僧虔倡導的“心圓筆直”，變荒率為沉厚，變攲側為端凝，追求溫潤意象，變豐腴為臃腫，追求“粗而能銳，細而能壯”之境界。相較于二王書法，李邕的字雖少了江南式的含蓄與空靈，卻陡增了蒼茫強勁，以其銘石之正氣彰顯人格之自信，暗合蓬勃向上之盛唐氣象。

李邕的書法，在筆法上拒絕千人一面，強調(diào)自家特色。初唐學書無不依遵鐘王，至盛唐取法變得豐富，如張懷瓘所倡導，書法創(chuàng)造的根本是“法象”，把握大千世界的精髓，從物象汲取靈感。“仆今所制，不師古法”，《葉有道碑》作于李邕括州刺史任上（717年），三年之后在淄州刺史任上又創(chuàng)作了著名的《李思訓碑》，兩件早期書作結體俊逸，筆畫瘦硬，頓挫起伏，奕奕動人，受《集王圣教序》影響，王字筆意若隱若現(xiàn)，但絕非王體的復制臨摹，筆態(tài)自如，自成一格。欽州遵化縣尉任上（727年），李邕又創(chuàng)作了《端州石室記》，三年之后再作《岳麓寺碑》，天寶年間書《李秀碑》，至于特別值得贊賞的《法華寺碑》，則作于唐開元二十三年，李邕年過花甲。這些后期作品，氣息近似小王，實則不同，雖為行書，用筆全系楷法，落筆嚴謹，運筆緩中帶急，意如太極，書藝老到，日臻化境，如石濤所評：“隨筆一落，隨意一發(fā)，自成天蒙。處處通情，處處醒透，處處脫塵而生活。自脫天地牢籠之手，歸于自然矣”。

李邕身處初唐和盛唐書風轉變的關鍵點，行書受初唐歐、虞、褚等楷家影響，雖師法二王，并不為囿，以筋骨立形，以神情潤色，囊括萬珠，裁成一相，尊同朝先賢，向魏碑學潑辣，從北碑摹雄壯，參柳公權、懷素瘦硬圓勁，循唐太宗、孫過庭、杜牧豐潤飽滿，運筆圓，字形方，方圓互用，猶陰陽互藏。因為圓，就有了圓潤、中和、灑脫的韻味；因為方，就有了陽剛、勁健、揚厲的美感。《李秀碑》立于唐天寶元年，李邕時年68歲，“通會之際，人書俱老”，李邕仍不斷擺脫熟膩，追求“窮變態(tài)于毫端，合情調(diào)與紙上”，此碑結字修長，實有瀑布飛掛之勢。《任令則碑》作于唐天寶四載，李邕已是71歲的老人，作字橫毫入紙，盡顯雄渾浩蕩風采，即便是轉折，始終筆不離紙，在點畫內(nèi)完成提按頓挫過程，筆調(diào)老辣之極。書法是韻律化的藝術，如張懷瓘所言，乃“無聲之音”，是凝固的音樂。李邕碑刻運筆無論快慢疾徐、遲重凝澀，皆痛快淋漓、毫不遲暮，通篇韻律貫穿，彰顯書家獨特的藝術情感與審美理想。

李邕的書法，在結體上拒絕故步自封，中唐書法含有碑味的書體被時風所庇，晚唐又陷于萎靡。張懷瓘曾痛陳“心不能妙探于物，墨不能曲盡于心”，對自然觀察不夠細致，把握不夠準確，筆墨就難以暢情如意地得到表達。李邕一改“橫平豎直”傳統(tǒng)，突破孫過庭《書譜》中所謂“初學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務追險絕”，中宮擺放自有丘壑，行書突破“平正”追求“險絕”，同樣達到有態(tài)有勢，而非“弩不得直，直則無力”。

李邕書法憑借扎實的碑帖功底，結體、行氣、布勢承繼北碑余緒，結字上松下緊，中下部緊收，字形隨勢右傾，一如雜技藝術，體勢拗峭平衡，脫離唐楷矩矱，伸展的筆勢拓展了空間，起筆的方折碑味十足，去妍美汰輕佻，呈現(xiàn)李字特有的磅礴氣勢與開張氣象。著名的《李思訓碑》結字取勢頎長、奇宕流暢，骨力潛藏于風神，形于點畫之間，行筆翩翩自肆，秀勁縱逸，妍麗中展現(xiàn)雄強。歐陽詢《結體三十六法》中有“相讓”原則，“字之左右，或多或少，彼此相讓，方為盡善。”李邕此碑通篇布局則一反常態(tài)，銳意新奇，左不讓右，左大右小，頭重腳輕，字形上寬下窄，呈現(xiàn)壓迫感，取勢險絕；夸張變形，氣韻生動，經(jīng)營結構時，突出主要筆畫，實現(xiàn)藝術變形，將本應長方或正方的字，寫成左右伸展的橫匾狀，樸拙立顯，憨態(tài)可掬，如劉熙載所言：“李北海書多得異勢，然所恃全在筆力”。

李邕書法的結體極具特色，活變筆法，姿態(tài)隨之變化多端，初學右軍行法，既得其妙，復乃擺脫舊習，筆力一新。如果說王氏父子的行書“雄秀”，李邕行法則可稱“雄強”，以行書入碑，遍學北朝書家的用筆，擺脫重拙，展現(xiàn)荒率雄沉與桀驁不馴。王羲之的行書風格，被李邕以陽剛雄健和執(zhí)拗不馴的藝術格調(diào)改造，呈現(xiàn)氣節(jié)和骨力，盡顯北方書體的剛正，展示盛唐的人格氣象和精神面貌。其次是注重造勢，以奇為正，方有韻致、態(tài)度，武術講求“長拳短打”之訣，視短為長，短中見長，移喻書法，就是筆短意長，李邕字形欹側得勢，然而并未過度，亦非虛張聲勢、怒容駭人、劍拔弩張。第三是注重章法，李邕尤其講求字里行間的行氣，內(nèi)心有意，外表無意，字的上下有承接，左右有呼應，筋脈相連，絕無安排、推讓、刻意、雕琢之痕，一氣貫注，神不外散，恰如園林藝術“相地合宜，構園得體”。

誰撥轉了盛唐書法，探討這一話題的實質(zhì)，是對書法形態(tài)進行綜合考證，包括文化生態(tài)、書法特質(zhì)、內(nèi)在境界等，從而使書法史話語擺脫不得要領、不得真髓的“鑲邊”窘境，由此發(fā)現(xiàn)盛唐書法的“內(nèi)美”，找出書法史變革的真正動力源。研究盛唐書法至少應該關注兩個要素，一是書法傳統(tǒng)，二是人格精神，緣此我們不能不對李邕刮目相看。楷書在唐朝達到全盛，經(jīng)過盛唐的貞觀之治，又有同時代張懷瓘、孫過庭兩位書法理論大家的映照，李邕才有可能在唐代第二次書法變革中脫穎而出，順應盛唐時代精神，適應書法審美形態(tài)的流變趨勢，樹起與姿媚相抗的審美標桿。同時還應注意到，視野寬宏、深謀遠慮的李邕絕非把書法當個人興趣愛好，更沒有將書法拘泥于技法層面鉤沉爬梳、照貓畫虎，而是將氣節(jié)、操守、德行等熔鑄于書法文化之中，如同三國時曹操的書法用心和西晉王導渡江逃難時衣帶卷藏書法經(jīng)典的故實，國脈與書脈在胸，成為李邕政治韜略中永不中斷的紅線，剛健雄厚的高尚人格由此成就。是故，謂予李邕為盛唐書法的撥轉者，當不為過。

（作者：王福州 教授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 中國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保護中心主任）